近年来，虚拟币市场的“合约交易”因其高杠杆、高波动性特征，成为全球投资者追逐的“高风险高收益”游戏
从“暗流涌动”到“监管重拳”：虚拟币合约的兴衰脉络
虚拟币合约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衍生品，投资者通过预测币价涨跌进行双向交易，并借助杠杆放大收益（或亏损），2017年中国大陆关闭虚拟币交易所后，部分平台将业务转向海外，但合约交易仍通过“场外代理”“地下钱庄”等方式渗透至国内，吸引了大量缺乏专业知识的散户投资者，彼时，社交媒体群组、直播平台充斥着“合约暴富”神话，杠杆爆仓、平台跑路事件也屡见不鲜，潜在金融风险持续累积。
监管层的出手果断而彻底，2020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虚拟币合约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呼吁投资者远离，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924通知”），更是彻底划清红线：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包括合约交易、衍生品交易等）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虚拟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这一通知标志着中国大陆虚拟币合约交易从“灰色地带”彻底走向“全面禁止”。
监管逻辑：为何“一刀切”式禁止虚拟币合约
监管层对虚拟币合约的“零容忍”态度，背后是对多重风险的深刻考量。
一是金融风险防控。 虚拟币合约市场普遍存在高杠杆（常见50倍、100倍甚至更高）、价格操纵、无真实价值支撑等问题，极易引发市场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割韭菜”的对象，一旦爆仓可能血本无归，甚至引发连锁反应，冲击金融稳定。
二是维护金融秩序。 虚拟币合约交易常与洗钱、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交织，部分平台通过“合约”名义吸收公众资金，实则形成资金池，甚至卷款跑路；还有不法分子利用虚拟币的匿名性，进行跨境资金转移，逃避监管。
三是保护投资者权益。 虚拟币合约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和监管主体，投资者一旦发生纠纷，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监管层多次强调，虚拟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禁止合约交易本质上是为普通投资者筑起“防火墙”。
行业阵痛与“地下化”隐忧：全面禁止后的现实图景
监管政策落地后，中国大陆虚拟币合约市场迅速萎缩，境内交易所纷纷下架合约业务，平台团队解散、用户清退成为常态，市场的需求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入“地下”，催生新的风险隐患。
部分境外交易所仍通过“代理”“暗网”等方式服务国内用户，这些平台通常注册在监管宽松地区，技术实力和合规性参差不齐，投资者面临平台跑路、数据泄露、资金被冻等更高风险。“合约”玩法变种为“合约跟单”“量化机器人”等灰色服务，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引流，以“保本高收益”为诱饵，实则仍是非法集资或诈骗。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币合约的“地下化”使得监管难度加大，资金跨境流动更难追踪，反而可能放大金融风险，部分投资者因缺乏合法投资渠道，转向更不规范的“野平台”，最终陷入“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
转型与出路：在合规框架下探索数字资产新可能
尽管虚拟币合约在大陆被全面禁止，但数字资产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仍是大势所趋，行业需要在监管引导下，剥离投机属性，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一是拥抱合规金融创新。 监管层鼓励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数字版权等领域的应用，而非虚拟币炒作，央行数字货币（e-CNY）的试点推进，正是以国家信用背书的数字货币探索，为未来数字资产交易提供了合规方向。
二是投资者教育与风险意识提升。 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及媒体需持续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明确虚拟币合约的非法本质，引导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投资理念，远离高杠杆、高风险的投机行为。
三是行业自律与合规出海。 对于区块链企业而言，需主动放弃“监管套利”思维，将业务重心转向技术研发、场景落地等合规领域，若开展海外业务，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成为跨境风险的“传导者”。
中国大陆对虚拟币合约的全面禁止，是一场“刮骨疗毒”式的金融风险整治，短期内虽引发行业阵痛，但长期看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秩序，对于投资者而言，需深刻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对于行业而言，唯有剥离投机泡沫，回归技术本质，才能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数字资产的未来，不在于“合约”的疯狂,而在于如何用区块链技术为实体经济创造真实价值。